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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08 · 盈富通
在全民健康需求全面升级、人口结构加速迈入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健康治理问题牵动着亿万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在医疗发展、全民健康与时代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日益迫切的现实议题。 新浪财经倾力打造视频播客栏目《未来健康局》，聚焦保险、生物医药、医疗科技三大核心领域，邀请行业顶尖专家、政策制定者、产业领军者，打造大健康领域有态度、有干货、有温度的权威对话栏
在全民健康需求全面升级、人口结构加速迈入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健康治理问题牵动着亿万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在医疗发展、全民健康与时代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日益迫切的现实议题。
新浪财经倾力打造视频播客栏目《未来健康局》，聚焦保险、生物医药、医疗科技三大核心领域，邀请行业顶尖专家、政策制定者、产业领军者，打造大健康领域有态度、有干货、有温度的权威对话栏目。本期《未来健康局》对话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
刘国恩的经历颇为传奇。 17岁在阿坝州当赤脚医生的他，从乡土行医起步，被数学专业录取，多年后深耕药物价值评估，参与医保价格测算。从赤脚医生到健康经济学家，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
对于分级诊疗，他始终坚持 “非走不可”，并认为AI可以赋能基层医生、补齐短板。对于“按健康付费”的设想，他阐释了激励相容在解决“保险-医院-患者”三方矛盾中的理论价值。谈及国家医保目录谈判，他揭秘了天价药“灵魂砍价”背后的机制。而在他最新的“星球健康坐标系统”项目中，这位曾经背着药箱走村串巷的经济学家，正把目光投向80亿人共同居住的蓝色星球——用数据量化人类发展的生态足迹，为地球的健康状况建立一套科学的诊断坐标。
《未来健康局》：您 17岁在四川阿坝州担任赤脚医生，能否回忆一下当时基层的医疗条件
刘国恩： 那时候医疗条件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在很边远地区的农村，主要是靠赤脚医生制度来覆盖基层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疗服务需求和今天的基本医疗服务也不在一个量级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那时候是靠所谓有文化的人来承担赤脚医生的任务，就是最基础的伤口处理、感染处理、感冒发烧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有限解决。
我是 76年初高中毕业就到了农村，在那做了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就碰上了77年10月份高考，才有后来的上大学、美国留学的机会。
《未来健康局》： 1977年高考您9个志愿全部报的是医科专业，但最后被数学专业录取，您觉得这是命运的玩笑，还是更深的成全
刘国恩： 那个时候心里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只要我能够读大学，那就是去学医，然后回到茂县。所以我从三所重点到普通大学到中专都填的是卫校，但是很遗憾，西南民族大学的数学专业把我录取了。就这样，我开始学了数学，和医学渐行渐远了。当然，几十年以后我又搞健康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有冥冥当中一种安排的感觉吧。
我觉得人生的构成很难说是不是上天事先就安排好的。人生就是很多很多随机事件集合而成的一条路。
《未来健康局》：当前正值毕业季，不少考生被调剂至非心仪专业。对于面临专业选择困惑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建议
刘国恩： 今天的大学生们和我们那一代人比有很多优势，当然优势多了也会变成苦恼。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来选择专业、学校。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不用太过纠结。
你如果非常明确自己的兴趣，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先选一个，然后去学习。因为本科、硕士、博士都还可以再做选择，所以不必纠结现在选择以后是否就要从一而终。
当然，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也许你自己的比较优势要经过几年以后才慢慢去发现。也没关系，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是处于这个状态。要努力去把你选择的这个专业做好，这点很重要。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时候选择确实很难做到一开始就是最理想的，但是你做了选择以后，尽可能去把它做到更好、甚至做到极致的话，它往往又会成为一个你喜欢的、你擅长的、你更优秀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们选择高校、读书、交友其实都可以参考。任何一个选择、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是动态变化的，而动态变化的方向是和你的行动、你的投入相关的。
《未来健康局》：去年您和饶毅教授有一场非常著名的学术之争，您比较提倡解放医生、发展社区医疗、分级诊疗，今天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刘国恩： 尽管我们两个在网上有过争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也不影响我们的同事关系。
就观点本身我当然没有改变，我认为至少有两个优势条件是符合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和我自己认为发展的方向。
第一，社区处理的问题不是疑难重症，处理的疾病重头戏是常见性的、多发性的、特别是慢病相关的问题，对基层医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随着 AI时代的来临、AI技术的不断应用，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生能力的提升相对于三甲医院的顶尖水平医生来说要显著得多，从而使得他们在基层服务常见病、多发病、慢病等患者的需求具有非常显著的比较优势。
所以我仍然坚持今天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仍然要坚持分级诊疗。
医疗服务无非是三个环节：诊断、治疗、康复。这三大环节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诊断要明确及时。 AI在医疗服务领域目前进展最迅速、最具有竞争力的就是诊断能力。人工智能在医学里最先突破的就是读片子，这是一个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而基层医务人员跟三甲医院的医生相比，整体上诊断判断能力可能会薄弱，正好人工智能赋能给他们，那么短板的补齐就是一个必然的、可以期待的结局。诊断正确以后能否治疗及时，就取决于我们的各种设备、药物、医疗条件。康复更应该放在社区，到三甲医院昂贵的同时，更大的代价是急需住院的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未来健康局》：您提出一个关于支付比较前沿的设想：应该按居民的健康程度而不是疾病次数来付费。这个观点是不是理论上很美、而在现实中会有很多问题或者障碍
刘国恩：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式。因为健康是患者追求的最终目的，而医疗服务提供主体投入的时间、资源和你的健康连在一起，患者的利益和医疗机构、大夫的利益就相容了。只要两个利益激励相容，当然就没有矛盾。
可是在现实操作中，很难做到对健康的支付和资源投入的平衡、给出一个比较合理、完美的支付标准。首先，患者的疾病是极其不具备标化的重大问题，同一个疾病的治疗手段又因人而异，因为个体的差异性极其显著，接受的医疗服务带来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引来了按照健康结局来支付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如果能够按照健康来支付医疗服务的成本，当然是完美的，因为可以把患者和医者的利益相融起来，供方和需方的利益相融、激励相容。但是确实面临巨大的操作上的难题。
在其他不少国家，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的凯撒（ KaiserPermanente）。当时我在南加州大学任教，机构给我买的凯撒的综合健康保险，年初提前支付保险费用后，那一年当中全家人出了所有问题，他们都要按照保险方案来支付。凯撒自己既承担保险功能，也有自己网络内的医院和诊所。它本质上是按照健康的产出在进行支付，它保证的是一家人的健康，一年的责任它都得承担，所以它有非常强大的动力让我们及时去看病、及时去救治。并且在看病救治过程当中，肯定不会给你多看，因为多看对它没什么好处，但它也不会给你少看，少看如果病情延误了、拖大了，它还得支付。这就解决了凯撒机构和患者之间激励相容问题，因为它把保险和医疗服务功能合二为一了，完成了医疗服务机构和保险之间长期矛盾的解决。
如果保险跟医疗机构是分开的，那保险就成了唐僧的肉，医疗机构是看得越多、从保险那获得越多，患者觉得又不是自己出钱，所以患者跟医疗机构甚至合起来骗保。一旦分开了就不可能完成激励相容的要求，因此激励就是矛盾的、对立的。所以，如果以健康作为支付的核心基础，就可能在理论上解决医疗服务机构、医保机构、甚至包括患者的激励相容问题。
天价药“灵魂砍价”背后的规则是什么
《未来健康局》：您曾担任国家医保目录药物经济学谈判组的组长，在天价药 “灵魂砍价”的过程中， 多个 专家小组是如何分工协作的
刘国恩： 当时设定了有三个专家组。一个叫临床专家组，组成成员主要是基于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大夫、药剂师，还有部分其他医务工作者。他们的作用主要是评估提交上来的药物是否有必要进入到国家医保目录新增的部分，从而更好地满足临床上未被满足的需求。
他们切出第一刀以后，这些能够更好满足临床需求的新增产品，再回到另外两个专家组：一个是医保测算专家组，一个是药物经济学专家组。
医保测算专家组主要是来自于地方从事医保工作的同志，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判断临床专家组推荐过来的新增药物是否能够让潜在人群使用以后医保不穿底。他们会从会计的角度、预算的角度来判断，一个药物增加了以后有多少潜在患者，什么样的价格才打得住医保费用的支付，会给出价格的参考。
药物经济学组的任务是要算是否物有所值，药物的经济学价值应该是多少，用了以后能让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程度如果能够转化为质量调整生命年，再来看它增加的价格是不是物有所值。这里边的空间很大，需要大量数据，而且见仁见智，所以我们就请了大概几十位有基础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根据大家能够协调一致的药物经济学原则，来计算药物上了以后跟现有药物比能给患者带来多大的获益，这个获益还得有通用的量纲。
医保负责的同志把三组意见综合成一个反映共识的价格推荐，放到信封里面。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药企代表来跟要揭开信封价的几个专家组成的谈判组谈判，谈判组不参与前面的工作，不知道信封里是什么。当场打开给双方看，然后跟药企代表说你们说说药物值多少钱、最低价格能给到多少。讨价还价是正常的市场游戏规则，但是你有信息他没有信息，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也是挑战。
未来如何能够把它做得更优、做得更好，既能够惠及广大的医保民众，又能够更好地促进医药创新，这是无论是医保部门、医疗机构、药企，还是研究人员，甚至包括广大民众都希望去共同合力推进的一项非常艰巨的重任。
《未来健康局》：把价格降下来、成本打下来，创新药的 驱动力 会不会受到影响
刘国恩： 这确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社会各方都希望在普惠和创新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但这个平衡极具挑战、极其困难的。短期来看，对现有的产品而言，价格压低更好惠及了民众，也省了医保的钱，但同时减少药企投资的回报，这两个矛盾很难达成共同解决方案。
但长期也许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医保在对价格进行调整管理的时候，可以通过大数据释放信息 ——哪些药物相对价格调整幅度更小，哪些更大。这个信息会逐渐让药企获取，从而在他们进行长期医药投资研发的时候做出调整，医保政策就可能影响到或引到未来医药创新往大家希望的方向去进行资源配置。从长期来说，也许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小，但取决于信号怎么释放、医保怎么引导。
对于现有的产品来说，在短期而言，药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创新药出海，也许是一条新的赛道。
中国的新药创制能力在这几年能够爆发，我认为有几个原因是不能排除的。
首先是国际化、全球化，医药产业过去是走在整个服务业的第一方阵里的，一直是敞开的，步伐走得很先，并且 2015、2016年还实现了中国药监系统跟国际欧美系统的完全对接，这使得国内外医药创新的核心资源包括人财物在跨国之间进行对流，形成了非常大的利于中国的优势。
第二，近两三年以来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幅缩短了医药创新临床前的时间投入、资金投入、风险管控，而这正好是过去中国的短板。过去受制于基础研究的若干巨大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解决了一大半。
中国药物出海应该是未来若干年可以期待的趋势，这对人类也是福音，都降低了研发成本和时间。
《未来健康局》： GLP-1 类减重药物当下热度极高，这类药物是否属于革命性创新能否像二甲双胍一样长期广泛应用
刘国恩： GLP-1确实是最近几年创新药的一大标志。至于它长期使用以后会不会对人体结构产生目前未知的影响，可能要留给科学家们去回答，甚至可能要留给时间去回答，因为它时间相对比较短。
关于这个药物会不会像二甲双胍那样长期使用并且短期内不被取代，我觉得很难说。如果要从概率的意义上讲，它被取代的概率要远远大过于二甲双胍被后期更新的药物替代的概率。因为肥胖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包括不少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主要代谢性疾病的核心问题。医药产业会针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进行资源布局，因此在这个赛道上的新药研发、技术突破应该要比过去任何时间针对某一类疾病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从人类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上来讲，它很难成为 50年不变、无法取代的核心高地产品。
《未来健康局》： 商业保险能否成长为医疗体系的第二支付方若有可能，需要突破哪些障碍
刘国恩： 我觉得商保成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第二支付方，不仅是可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必须不必须的问题。因为商业医保有很多自己的比较优势，是目前国家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险不具备的。
第一，基本医疗保险的本质是普惠的、由政府主导的，要么没有，有就应该是全民公平获取。这使得基本医疗保险要纳入任何一款产品，尤其是比较昂贵的创新产品，都面临巨大财务压力，因此它很难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商业保险就成了必然要考虑和选择的制度安排。商业医保的发展不仅没有影响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它正好在补足基本医疗保险因为制度上的要求而目前面临的短板。两者不矛盾，正好是互补，各自的优势得到了发挥。
第二，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短期矛盾 ——创新产品要么普惠大家，要么就影响创新投入的回报。商业保险切入进来，可以让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富足人群首先获得更昂贵的创新药物的使用，他们为创新药物最昂贵的初期支付费用，让药企更好更快地获得投资回报，进而可以持续为整个社会开发新的药物，并且还能使得创新药企的产品在目前国家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条件下继续去提供政府价格管理的药。
新技术出来了，在初期很贵，能支付得起的人先买单，其实在为普通人群更好更快地获取这些产品提供补助。
《未来健康局》： 您带领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推进 “星球健康坐标系统” 项目，能否介绍项目初衷与目标
刘国恩： 这个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非常小，小到具体到每一个人。最近几年，天气越来越热，过去三年连续全球性创新高。温度之所以这么高，是工业革命 200多年带来好处的同时付出的代价。工业文明200多年最大的好处是你我过上了所谓的现代生活，人类第一次找到了除了肌肉力量以外可以用化石燃料来驱动车辆、驱动机器，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使得人类逃离贫困的机器设备的原材料化石燃料，是释放二氧化碳的最大源泉。
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人均 GDP每增长10%，二氧化碳排放会增加9%。随着各个国家经济规模不断增加，二氧化碳释放就会不断上升。现在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了百万分之380，达到430、440左右，这已经超过了地球科学家定义的安全操作空间的上限，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体感这么热。
地球的压力远不止气候温度这一项，地球科学家识别了九大地球可以存在人类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其中之一是温度，还有其他包括碳、水的使用、土地的使用等等。目前九大星球边界里已经亮起红灯的一号边界就是全球气候变化。
2023年1月ChatGPT问世以后，人工智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可否通过人工智能助力、赋能，把地球目前所处的离九大星球边界的时空距离展示出来，把地球的健康诊断出来至于人类有没有本事、能力去治疗这个健康，不是我们能完成的，但第一步就像治病，首先得把诊断搞清楚。本着给地球健康、生态健康做诊断的初心，我们打造了星球健康坐标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想给地球做一个健康状态的量化坐标系，我们用了四大健康轴：人类健康、动植物健康、环境健康和社会系统健康，然后用接近 5万多个关键变量的刻画这四大健康轴，就形成了地球健康的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外，我们又加了地球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九大星球边界，这样就能看到人类发展足迹在目前条件下离星球边界还有多大的空间、多少时间。这样使得人类可能在“撞南墙”之前觉得我们真的该大家一起行动起来，理性地寻找高质量发展的模式，管理我们的增长步伐。
如果继续沿着现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走，我们还能走多远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步伐，我们又能够延续人类文明多久这就是我们星球健康坐标系统最重要的目标和初衷。
我们这个模型建立了以后， 5月20号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的编会上作了报告，非洲CDC的官员已经在接洽，希望能用这个PHAS系统为非洲贫穷国家预测因为天气极端的高温带来的问题造成的可以避免的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同时全球基金也在跟我们讨论是否在一带一路上帮我们寻找相应的国家使用北京大学代表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品，提前至少两周时间预测未来因为天气而导致的可能预防的死亡。
这个气候系统覆盖了全球，并且具体到了三大疾病，我们按小时级别把它集成，形成了更精准的气象图谱和死亡风险图谱。它实实在在可以拯救很多人。
《未来健康局》：如果您能给 17岁那个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小刘”带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刘国恩： 如果时光回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他：好好珍惜当下。因为背这个药箱不是所有人都幸运到的一个程度，没有给你背药箱，就意味着你背着镰刀、锄头上大山，去砍柴、去挖地，那就更辛苦了。背药箱是上天有眼，让你能够发挥自己文化程度高的优势，所以珍惜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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